1937年5月8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谈到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谈到民主问题时指出：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谈到革命前途问题时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谈到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时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谈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时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这个结论收入《毛泽东选集》**卷。
1941年5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在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又指出：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这个指示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丰富经验，有效地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对时局的“左”的错误认识。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1978年5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时指出：未来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而不是原子战争。因为原子弹破坏力太大，敌人不敢轻易使用原子弹，投了原子弹，把建筑物、资源都破坏了，这对敌人不利。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掠夺别国的资源。如果资源都破坏了，他们还占领别国领土干什么？原子弹要有一点，我们拥有原子弹，目的是自卫。我们主要还是发展常规武器。
1999年5月8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8日、9日、11日江泽民连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阐明应对和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立场和措施。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有一条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就是要加紧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经济建设是中心，国防建设也要不断加强。不然，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不能有效保卫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祖国的安全。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必须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以争取赢得更多时间，抓住一切机会，集中力量加快发展自己。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国的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只有坚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把我国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把我们的国防实力搞上去，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次讲话的要点以《同仇敌忾，团结御侮》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